《擬行路難·其六》鑒賞

　　全詩分三層。前四句集中寫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憤心情。一上來先刻畫憤激的神態，從“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這樣三個緊相連結的行為動作中，充分展示了內心的憤懣不平。詩篇這一開頭劈空而來，猶如巨石投江，轟地激起百丈波瀾，一下子抓住了讀者的關注。接著便敘說憤激的內容，從“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縛下有志難伸、有懷難展的處境。再聯想到生命短促、歲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難忍。整個心情的表達，都采取十分亢奮的語調；反問句式的運用，也加強了語言的感情色彩。

　　中間六句是個轉折。退一步著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為，不如丟開自己的志向，罷官回家休息，還得與親人朝夕團聚，共敘天倫之樂。于是適當鋪寫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場景，雖則寥寥幾筆，卻見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場生活的苦厄與不自由，構成了強烈的反差。當然，這里寫的不必盡是事實，也可能為詩人想象之辭。如果根據這幾句話，徑自考斷此詩作于詩人三十來歲一度辭官之時，不免過于拘泥。

　　然而，閑居家園畢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貫企求伸展抱負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決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結末兩句又由寧靜的家庭生活的敘寫，一躍而為牢騷愁怨的迸發。這兩句詩表面上引證古圣賢的貧賤以自嘲自解，實質上是將個人的失意擴大、深化到整個歷史的層面——懷才不遇并非個別人的現象，而是自古皆然，連大圣大賢在所不免，這足以證明現實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詩篇的主旨便由抒寫個人失意情懷，提升到了揭發、控訴時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這是一次有重大意義的升華。還可注意的是，詩篇終了用“孤且直”三個字，具體點明了像作者一類的志士才人坎坷凜冽、抱恨終身的社會根源。所謂“孤”，就是指的“孤門細族”（亦稱“寒門庶族”），這是跟當時占統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對講的一個社會階層。六朝門閥制度盛行，世族壟斷政權，寒門士子很少有仕進升遷的機會。鮑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標榜，自然為世所不容了。鐘嶸《詩品》慨嘆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是完全有根據的。他的詩里不時迸響著的那種近乎絕望的抗爭與哀嘆之音，也不難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說過，同為詩人抗議人生的哀歌，此詩較之《擬行路難·瀉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寫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詩也并非一瀉到底。起調的高亢，轉為中間的平和，再翻出結語的峭拔，照樣是有張有弛，波瀾頓挫。音節安排上由開首時七言長調為主，過渡到中間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繼以奇峰突出的兩個長句作收煞，其節奏的高下抗墜也正相應于情感旋律的變化。所以兩首雜言體樂府仍有許多共同之處。再進一步，拿這兩首感憤言志之作，來同前面那些借思婦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較，風格上又有不少異同。前詩婉曲達意，這里直抒胸臆；前詩節拍舒徐，這里律動緊促；前詩情辭華美，這里文氣樸拙——隨物賦形，各有勝境。不過無論哪一類題材，都能顯現出作者特有的那種奇思煥發、筆力健勁的色調，這正是鮑照詩歌最能打動人心的所在。《南史》本傳用“遒麗”二字評論他的樂府創作，后來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詩風，其實“俊”和“麗”還只標示出它的體貌，“逸”和“遒”才真正攝得它的神理。從鮑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飄逸”，是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