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行》鑒賞

　　全詩共分三段。從開始至“魚龍奔走安得寧”為第一段，敘述安祿山攻占東都洛陽，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詩人眼見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靈涂炭，憂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詩中將安祿山叛軍比做吃人的猛虎。對安史叛亂，大唐帝國危在旦夕的局勢，詩人十分焦慮。他腸斷淚下，不是因為古樂府歌辭“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的憂傷曲調勾起了他的故鄉之思；也并非因為聽了像戰國時的音樂家雍門子周那樣的高手所彈的凄楚動人的琴聲而觸動了他個人的傷心之事。而是為國家的安危，人民的災難痛哭。以下八句寫胡兵擄掠洛陽，時局混亂，國衰民亡的慘狀，亦即詩人傷心的原因。安祿山叛亂時，河北道、河南道相繼陷落，被胡人所占領。安祿山攻破洛陽后，朝廷派大將高仙芝率兵至陜州（今河南三門峽市）抵抗，被安史亂軍所敗，成了安祿山的俘虜，因為他的部下多是關中人（即秦人），祿山的軍隊多是燕人，因此說“秦人半為燕地囚”；東都陷落，胡騎遍于市郊，故而說“胡馬翻銜洛陽草”。

　　“一輸一失關下兵”，是指高仙芝因兵敗于安祿山（故云“一輸”），明皇聞此大怒，命宦官邊令誠斬高仙芝于軍中。高仙芝不戰而退，退守潼關，乃出于保衛長安的戰略考慮，而唐明皇聽信宦官讒言，草率殺掉干城大將，是極失策的（故云“一失”）。“關下兵”，指退守潼關的軍隊。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十七郡皆歸朝廷，等到顏杲卿被安史亂軍攻陷，河北諸郡又復歸賊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薊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薊州（均在今河北、遼寧地區）等地的城池。安史亂軍如海中的巨鰲，攪得海水翻滾，以致海中的魚龍（指唐朝的軍民百姓）奔走不寧，此所謂：“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第一段將洛陽淪陷后敵焰猖狂，天下罹亂的情景及詩人憂心如焚的心情，生動形象地刻畫出來。

　　從“頗似楚漢時”至“繞床三匝呼一擲”為第二段。此段借張良、韓信未遇的故事，抒發詩人身遭亂世，不為昏庸的統治者任用，雖胸懷“王霸大略”、匡世濟民之術，也無處施展，無奈隨逃難的人群“竄身南國”的感慨。安史亂軍來勢兇猛，東都洛陽很快淪陷，戰爭的局勢頗似楚漢相爭時，呈拉鋸狀態。這使李白聯想起歷史上決定漢朝命運的杰出的謀臣和大將——張良和韓信來。他們在未遭君臣際遇之時，境況也與自己目前的狀況差不多。張良在博浪沙椎擊秦始皇，誤中副車，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蘇邳縣），在下邳圮上遇黃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韓信最初在淮陰（今江蘇淮陰）市曾受市井無賴的胯下之辱，無以為生，釣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婦的飯食充饑。后來韓信投漢，漢高祖一開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蕭何月下追韓信”。

　　像張良和韓信這樣的賢才智士，尚且有困頓不遇之時，像漢高祖那樣的明君，還有不明之時，“今時亦棄青云士”就不足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亂未發前，就曾單身匹馬闖幽州，探安祿山虛實。公元754年（天寶十三年）曾三入長安，欲向朝廷報告安祿山欲反叛的情狀，無奈唐玄宗十分昏聵，凡是告安祿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給安祿山發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了。傳說龍的頸下有逆鱗徑尺，若觸動他的逆鱗，則必怒而傷人，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無常，不喜聽批評意見，暗示唐玄宗、肅宗決非是漢高祖那樣的賢君明主。憤慨之馀，詩人只好“寶書玉劍掛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來是很曠達，其實所表達的是對朝廷不用賢才的深切憤懣。詩人無事可做，只好在諸侯門里做客。剛剛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時又在溧陽府上當座上賓。自己的滿腔豪情和壯志無處抒發，唯有在賭博場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壯心，一吐憤懣。

　　從“楚人每道張旭奇”至詩末為第三段。前六句盛贊大書法家張旭的才能和為人，后六句寫在溧陽酒樓和眾賓客及張旭飲宴的情景，最后兩句寫自己欲釣鰲東海的胸襟和抱負，表達自己壯志未已，仍舊伺機報國立功的思想。張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長安時，他們曾與賀知章、崔宗之等人有過“飲中八仙”之游。

　　張旭不但因善書被尊為“草圣”，而且胸懷大志，“心藏風云世莫知。”“三吳邦伯皆顧盼，四海雄俠兩追隨”是寫他不但深得吳郡的地方長官的賞識，而且甚為海內雄俠所欽佩。因張旭做過常熟縣尉，因此詩中將他與曾做過沛中吏的漢初大臣蕭何、曹參相比，稱他將來也會有風云際會“攀龍附鳳”之時，干出一番事業來。這幾句話雖是祝愿張旭的，其中也有詩人自期的意味。后幾句點明和張旭等人宴別的時間和地點，及席上輕歌曼舞、撾鼓歡飲的熱鬧場面。最后向張旭等人贈別，表示自己要像《莊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樣去釣鰲東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濟蒼生的宏偉抱負。

　　《莊子·外物篇》中所說的任公子所釣的“大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就是指此詩開始所說的使得海水震動的“巨鰲”，或詩中屢提起的“長鯨”。“巨鰲”和“長鯨”在李白詩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軍的。因此，東海釣鰲，當喻指尋找平叛報國機會。